【支部每日一党史】长征路上的一个春节

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度过的那个春节，是公元1935年2月4日，农历乙亥年（猪年）春节。在本该万家团圆的日子，辞旧迎新的烟火却并不能冲淡浓烈的战场硝烟。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，遵义会议之后的红军依旧是危机重重，必须尽快杀出一条血路，突出重围。

年关将近，土城血战。

猪年的春节渐渐临近，长征队伍却笼罩着低沉的气息。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。红军的前方，是沿长江设防的川军；身后，是追击而来的中央军，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：40万。

血战，8.6万人的长征大军损兵5万之余。中国革命的航船进入最为狭窄的航道。党和红军在痛定思痛中，又一次选择了毛泽东。临危受命，立于船头，摆在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岁生日的毛泽东面前的是如何带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，冲出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。

一路征战，伤兵满营，隆冬时节，缺衣少弹。此刻，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早被敌人识破，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又难以建立根据地。更为严峻的是，蒋介石已经电令他的各路大军务必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。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。

危机四伏，留给红军的机会越来越少。1935年1月20日，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，随即下达《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》。地域定在宜宾、泸州之间。毛泽东的设想是，趁着年关临近，川军江防麻痹、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，避其锋芒，悄然过江，摆脱围追堵截。

在土城方向，红三军团等后续部队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。自从红军进入黔北，刘湘就让他的川军出境迎战，“抱必死决心，奋勇阻截”——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已经难以应付，“四川王”刘湘显然不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。

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，毛泽东决定以红三军团3个师，占领土城东北5公里的607.5至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，红五军团2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，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，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，对尾追之敌打一场“歼灭战”。

28日拂晓，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。战至黄昏，双方仍呈胶着之势。红军发现，川军不是情报中所说的两个团，而是两个旅，另有两个旅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而至。并且，原本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力丝毫不亚于中央军，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。“歼灭战”成了“拉锯战”，人均仅有20发子弹的红军陷入危机。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。

雁阵惊寒。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，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，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，避实就虚，西进川南。29日拂晓，红军从土城浑溪口、蔡家沱、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。“四渡赤水”的序幕就此揭开。

毛泽东的年夜饭：唯一一碗腊肉送给了伤员。

残阳如血。部队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时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。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。雄鸡报晓，三省可闻，故而三地交汇处统称为“鸡鸣三省”。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仅有400多人的小村庄，75户汉、彝、苗人家杂居。地处大山深处，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，连除夕之夜的爆竹声也是稀稀拉拉。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，被毛泽东送给了伤员。

大年初二，部队向云南威信境内转移。当天晚上，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“花房子”里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，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、材料、公章等象征着中央最高“权力”的几副挑担。

那个春节，重要会议一个紧接一个。大年初五，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，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决议》，即《遵义会议决议》。第二天，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，讨论新的战略方针，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“江阔水深，有重兵防守”，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军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，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红军北进，会议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。会议同时决定，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，彻底改变长征以来“叫化子打狗，边打边走”的局面。

这一系列的会议后来被党史界统称为“扎西会议”。“扎西会议”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，完成了领导人的更迭和全军的思想统一，成为遵义会议的有力续篇。